关于现代派诗

孙琴安

关于现代派诗

孙琴安

在中国新诗诞生之初，有两种外来诗歌的引进比较受欢迎，反响也比较大，一种是比较激进的、带有革命色彩的诗，如俄国的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包括后来的马雅柯夫斯基），匈牙利的裴多菲，英国的雪莱、拜伦，美国的惠特曼等。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革命年代，无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都自称革命党，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有“文学革命”的主张，后来又有“革命文学”的提出，凡此都与革命有关。另一种便是现代派诗。如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阿波里奈尔，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等。

中国新诗的诞生既然一开始就受到外来诗歌或翻译诗歌的影响，这就注定了它与国外现代派诗的内在关系。因为中国新诗初起之际，正是欧美国家现代派思潮风起云涌之时。许多中国早期写新诗的一批诗人，无论是在国内阅读、翻译，还是出国留学，所接触的一些最新思潮和诗歌，往往多为现代派，故写起诗来也多受现代派的影响。但早期一些诗人的试验和引进并不成功。如李金发、梁宗岱，包括戴望舒早期的一些创作，都未达到圆熟和神似，即使是创造社后期三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模仿的痕迹多。直到戴望舒的《望舒草》、艾青的《大堰河》、《北方》、卞之琳的《鱼目集》、冯至的《十四行集》这几本诗集的问世，才预示和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的成熟与成功。此后的“九叶诗人”等现代派诗，几乎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然而，自1949年开国大典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和重组，诗人队伍也发生了裂变，一部分诗人去了台湾和香港，也有少数诗人漂泊到了其他国家。尽管当年写现代派诗的代表诗人如戴望舒、艾青、卞之琳、冯至、穆木天、冯乃超，以及以穆旦、辛笛、陈敬容、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诗人”仍都留在大陆，但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对西方现代派的文学思潮和诗歌都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把波德莱尔及其以后的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唯美主义、达达主义、意象派等各种思潮在内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都笼统地称为“颓废主义”，认为是颓废的、堕落的、有害的，一概打入冷宫。特别是戴望舒去世，艾青被打成右派，卞之琳、冯至以及“九叶诗人”都哑然失声。现代派诗从此在大陆烟消云散，不知所踪。代之而起的是大跃进民歌，是“东风吹，战鼓擂”这一类诗。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以后，文学解冻，随着《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书的出版，大陆诗坛才重新敢提“现代派”，但距台湾、香港在1956年就开始现代派诗的创作与探讨，已整整停滞了近30年。

现代派诗是一个大话题，这里仅就中国诗坛的国情，侧重谈二点：

首先，现代派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之中必然会碰到的一个现象，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因为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总会在语言、形式、节奏、题材、表达、技巧、手法等方面发现一些新的现象，提出一些新的想法，现代派诗的许多流派，大多由此应运而生。有些提法和观念尽管比较偏激，竟或极端，有些诗并以一种离奇或荒诞的面目出现，会对传统带来一些挑战甚至是颠覆，但在诗歌艺术上的确提出了许多新的视角和表现手段，对诗歌发展拓宽了许多新的门径和路子，丰富了诗歌创作的表现力和多样性，同时也使我们对诗歌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戴望舒、艾青、卞之琳、冯至、“九叶诗人”的成功，以及北岛、多多、顾城、王家新、海子等诗人的影响，多少都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现代派不等于晦涩难懂。由于开国大典以后长期排斥现代派诗，再加上对现代派诗的一些曲解，少数人还以现代派诗唬人，所以使得中国很多读者都把现代派诗与晦涩难懂的诗混在了一起。这是需要澄清的。其实，现代派中有各种诗歌流派，有些晦涩，有些并不晦涩。如法国象征派诗人耶麦就提倡以口语入诗，戴望舒后来抛弃魏尔伦的象征诗，改用口语入诗，就是学耶麦的象征诗，结果非常成功，也很好懂。艾青受过不少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但他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阿波里奈尔的影响更多一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用口语写诗，没有为押韵而拼凑诗。”结果也非常成功，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透明的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我爱这土地》等一系列优秀诗篇，有些堪称中国新诗的典范，却都好懂。由此可见，有些现代派诗并不等于晦涩难懂；有些晦涩难懂的诗也不等于现代派诗。所以，即使有些人想学现代派诗，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个性、天赋，甚至是环境和国情等加以选择，只要适合自己的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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