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漫谈之九十:：“乌台诗案”与王安石

之达

思无邪漫谈之：“乌台诗案”与王安石

        有会员说：“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落井下石了苏轼”——此言谬矣！
              
       “乌台诗案 ， 发生在”宋神宗（1078——1085）变法到改制的转折期间，因为案件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别称“乌台”，所以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涉案人苏轼，其在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调往湖州例行公事作《湖州谢上表》，如同现在的官员述职报告。报告在感谢“皇恩浩荡”之时，有几句稍嫌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正是这几句中的“新进”和“生事”，被怀有恶意的御史何正臣抓住上表，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而仅凭《湖州谢上表》的一两句材料治罪苏轼是不够的，监察御史台舒亶又挖空心思，在刚刚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里，用四个月的时间查找了苏轼几首“问题诗”，上奏弹劾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很明显，“乌台诗案”是典型的“文字狱”。是小人、奸人蓄意而为，或出于嫉妒、或为了谄媚向上爬、或因为派别不一党同伐异。而手法，不外乎欲加之罪，深文周纳，曲解罗织，危言耸听和无限上纲之类。

在鸡蛋里找骨头，"乌台诗案"制造者在这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的曲解中，有代表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何、舒等人居然在指这首诗里读出“不臣之意”并指控，可见祸人之心。其实，这就是一首咏物诗，苏轼是以此喻己有桧树一样挺拔不屈的品格罢了，加害苏轼的小人们的欲加之罪，由此可见一斑。

  在疑苏、问苏、排苏、罪苏并有人提议斩苏的时候，倒是被苏轼曾经上书激烈反对过的革新派王安石，及时说了苏轼的好话（当时的宰相等人也上书不宜杀苏轼），他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得救了。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散官，无权，相当于现在的武装部副部长）。
        以上，即为“乌台诗案”梗概。

        在苏轼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苏轼多次上书指斥的王安石，这时候为甚么不顺从形势或借机向保守派对手苏轼压下一块石头？反而出手相救呢？结论不能不是这样：王安石的个人品行是高洁正直无私的。
        一、王安石乃正人君子。
        王安石质朴，正直、自敛、认真、博学多才，个人品格近乎完美，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没有任何遗产的宰相。
        这种品质，就决定了他的一切主张都为朝廷，都为公，不为私利。王安石清洗反对派，是为了推行新政，这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组织上的需要。但他从来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更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也没有搞狭隘报复辱没。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有异，苏东坡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摒弃私见主持公道，可见王安石的光明正大和高风亮节。这，也正是儒教熏陶下的封建士大夫们的品格主流，王安石，更是高屋建瓴，襟怀宽阔，谋道谋公，光明正大，绝不徇私行劣。
        二、王安石有仗义言道的品质。
        王安石有“拗相公”之称，有说这来于包拯。包拯一次请宴，王安石自始至终一口不饮，即便包拯亲自劝酒，王也不喝：“下官是真的滴酒不沾，还望包大人海涵”。事后有人提起，包拯解嘲似的一句：“那人可真是拗得可以”。
        王安石的“拗”，贯穿表现在为人处世和为诗为文上。王安石一度婉拒进京为官，就连欧阳修、文彦博多次举荐，他也不去，并以"家贫人众"之由几次谢绝。而在革新变法上，王安石的“拗”，则直接促成了北宋神宗时期的改革。
        王安石的“拗”，其实是王安石的个性特征，除了固执，更多的是独到、认真、正直、公道与坚守。王、苏有异见，苏轼多次上书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到了苏轼被关押受审，王安石考虑的，不是苏轼说过他的坏话，不是他俩是政治对手，不是他们是两个派别······他考虑的是王道、公道、法理，正是从这些考虑，王安石向皇上直呼不能杀苏轼。
        对王安石的个人品质，苏轼在落难时深有体会，所以在王安石谢世后，苏轼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了自己的这位政敌，称赞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三、王安石与苏轼是君子之交。
        虽然与苏东坡是政治主张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国家，不为私利。这也就决定了王与苏的交往必然是君子之交，发乎情，止于礼；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政见是政见，私交是私交；绝不会因政见不同转而向对方人格予以攻击贬损······

        元丰七年，王安石罢官隐居，苏轼专程前去拜访。两人同游钟山，诗酒唱和，谈禅说佛，还相约都在此居住做邻居。两人共处相谈一个多月，方才依依不舍分别。王安石送走苏轼后，感而长叹：“不知还要几百年，才有这样的人物！”

         纵观历史，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虽为政敌，却都能以平静豁达的心态、正直坦荡的心胸视敌手为知音，这一真男人品行，应是君子之交的典范，让人敬佩。

        

       有会员对王安石在“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态度所发出的与史实完全不同的议论，我是惊愕的。

       须知，叙说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原则的。要坚持客观，依据正史，不可信由野史逸说、更不能信口随意；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评说古人；要以敬畏的态度公心对待历史，不可以偏概全，不可春秋笔法，不可把历史和历史人物作歹意串改以售其奸。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能不能实事求是、老实敬畏？是学风文风问题，又不只是学风文风问题······

载道

自古忠臣多磨难，
从来小人总兽心。
王安石的变法，梁启超评价甚高。整体是成功的。

载道

拗相公，正直有为的士大夫！

古人古风，老实正宗。时下这种品质，绝少了。
为政而无理想，为友而无情义。
说翻脸就翻脸，说背叛就背叛，说咬人就咬人，没有仁义，没有礼节，没有宽容。

华星

欣赏。受益颇多

华星

问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