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新诗诞生100年来，广大诗人、诗歌理论家以海派文化精神持续不断地学习、吸收、借鉴、运用西方诗学与诗艺，创建了许多新诗流派，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推动了新诗的发展。
新诗的拓荒者胡适1910年—1917年在美国留学时，意象派诗歌运动正在美国蓬勃展开。意象派诗歌主张“运用日常会话的语言”（《意象派诗人（1915）序》），创作节奏新颖、形式活泼的自由诗。胡适的留学日记《藏晖室日记》抄录了美国罗威尔《意象派宣言》，他的《尝试集》收了他翻译的美国意象派诗歌《关不住了》。这些都说明意象派诗歌引起了胡适的密切关注。此外，从19世纪后半期起，欧美各国的象征派、未来派、表现派都毫无例外地提倡冲破旧格律的束缚，注重口语化，胡适当时虽然不专治文学，但也受了不少影响，所以他“五四”时期不遗余力地提倡创建白话新诗。
郭沫若1914年留学日本，1918年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先后接触了泰戈尔、歌德、海涅、席勒、莎士比亚、雪莱、惠特曼及北欧、法国、俄国等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形成了个性解放思想，尤其受到充满泛神论倾向的泰戈尔、惠特曼、歌德和集泛神论思想大成的斯宾诺沙的影响，逐步形成了泛神论思想。在个性解放和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下，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形成了“自然流露”、“人格创造”、“形式绝端自由”、无目的论等重要诗论，並付诸诗歌创作实践，创作了《凤凰涅槃》等开创一代诗风的自由诗。
胡适，郭沫若在西方意象派、浪漫主义诗派的影响下冲破古典诗歌严谨格律的束缚，开创了白话自由诗派。
二十年代中期，留学法国的李金发在法国前、后期象征主义诗派影响下，将象征派的艺术表现手法引进中国诗坛。1925年11月，他创作、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微雨》注重运用象征物暗示情绪，讲究比喻，运用省略和跳跃手法，联想奇特，意象晦涩，采用自由诗的形式，句法欧化，句中夹杂着文言词语和外文，在创作上充分体现了接纳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潮流的胸怀。1926年3月，留学日本专治法国文学的穆木天，留学法国的王独清，分别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谭诗》、《再谭诗》，提出並阐释了象征主义诗学本体的纯诗论、朦胧说、契合论等象征主义诗学范畴。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等人从创作到理论形成了象征主义诗潮。
与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凝视西方象征派，一心实现“纯诗化”不同，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注重借鉴欧美诗歌特别是英国传统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力图建立新格律诗的规范体系。1921年，闻一多为清华文学社作诗歌节奏的报告。这次报告的提纲，附有23种参考书，除三种英文工具书、两种胡适的诗文之外，其余18种都是西方现代美学与诗学著作，足证他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学胸怀。在此基础上，1926年4月，他发表《诗的格律》一文，提倡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並通过创作《死水》等许多格律谨严的现代诗，与徐志摩、朱湘等人一起创建了现代格律诗派（又称“新格律诗派”“新月诗派”）。
从1928年起，戴望舒掘弃了在原先所受法国前期象征诗派波特莱尔、魏尔伦注重音乐美的诗学理论，开始接受不重乐美的法国后期象征派保尔·福尔、果尔蒙、耶麦等诗人的影响，强调情绪在诗中的地位，从理论到创作，不再注重韵律和节奏，注重“超官感”，走向散文美的自由天地，三十年代前期，施蛰存主编现代，介绍欧美现代派诗歌理论，发表西方现代派诗歌，中国新诗坛由此形成了由象征主义诗歌发展而成的现代主义诗派。
从1917年到抗战前夕，将近二十年时间，我国新诗人、新诗理论家，以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精神，向西方借鉴意象派、浪漫主义诗派、格律派、象征派、现代派学习、借鉴诗学，诗艺，形成了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现代派诗歌。著名诗人，诗论家朱自清1936年在《新诗的进步》（《新诗杂话》）一文中，明确指出：自由诗派、现代格律诗派、象征派，这三个新诗流派，“一派比一派强”，“新诗是在进步着的”。他具体分析说：“自由诗派的语言大抵熟套多而创作少，境界也只是男女和愁叹，差不多千篇一律”；“格律诗派的理想的爱情诗，在中国是新的，其奇丽的譬喻，也丰富了新诗的语言，而象征派诗人能够发现事物间的新关系，並且用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将一些联络的字句省掉，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由于这些论述抓住了这三个新诗流派的特点，朱自清由此据以得出的“新诗是在进步着的”结论，也就令人信服。
发展新诗，一方面要提倡海派文化精神，向西方学习、借鉴诗艺，另一方面必须高扬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贯穿、蕴涵人们思维与言行中的价值观、信仰、理想、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情趣等。我们今天高度重视人文精神，针对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物质消费主义、技术工具主义，突出人的主体创造作用，张扬爱国主义，重视民族自尊心，它“向世界宣讲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人的创造、人的伟大；颂扬人的个性与人的自由，赞美科学与理想，斥责中世纪的专制与盲从，人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了生命”。（郑茜《人文精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页）
家园情怀是新诗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主义、热爱故乡是家园情怀的具体体现，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是家园情怀的升华。
当下要发展新诗，既要继续学习、借鉴西方诗学、诗艺，也要学习，继承中国古体诗学、诗艺。与此同时，要特别重视提升新诗的文化内涵。
注重抒写家园情怀象一根红线一样贯串在百年新诗中。抗战时期，新诗人的家园情怀升华为救亡精神，救亡精神使抗战诗歌颂爱国主义精神。当下新诗人的家园情怀具体表现为讴歌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理想。
巡视百年新诗史，许多诗篇饱蕴家园情怀。闻一多的《太阳吟》、《忆菊》，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李广田《的地之子》，臧克家的《村夜》，艾青的《雪落在中国土地上》、《我爱这土地》，李季的《江南草》，戈壁舟的《故乡》，向明的《湘绣被面》等诗篇的家园情怀尤其显得饱满。在众多抒发家园情怀的诗篇中，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在以海派文化精神借鉴西方诗艺与抒写家园情怀、抒发救亡精神方面达到了相当完满的统一。诗人采用超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表现方法，运用幻觉和虚拟手法，想象祖国辽阔的土地就在眼前，不仅可以看到它的形状、颜色，而且可以触摸到它的冷暖，嗅到它的芬芳。诗人在通过虚拟创造的总体想象中，又通过想象，对现实事物作了直观式的细节描写，从而借以抒发眷恋、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在整体的虚拟性的想象中，又运用隐喻和明喻。这些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充分、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的家园情怀。
当下上海新诗创作，必须继承、弘扬海派文化精神，开创新时代的海派诗歌。上海诗人必须既有现代意识，又有现代诗艺。就现代意识来说，上海诗人必须具有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就现代诗艺来说，当代上海诗人既要学习、借鉴我国传统诗歌语言的弹性、节奏、重叠、组合、多义等长处与艺术经验，更要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象征、魔幻、变形、荒诞、意象和四维空间拓展、黑色幽默等手法，纵横学习、吸收、整合、大胆创新，找到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契合点，找到传统与现代、中国诗歌与外国诗歌的交汇点，从传统之“源”汇入现代之“流”，开创新时代的海派诗学和海派诗歌。
上海诗人应当在海派文化精神烛照与引领下，着重抒写上海人家园情怀从弄堂、石库门记忆和摩天大楼、高速地铁、巨型商厦，五星级宾馆、迪斯科舞厅等新时代风物的抒情交响中，展示上海人的家园情怀和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理想，並由此开创海派诗歌创作的新局面，引领中国新诗创作的潮流。
回眸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在全面总结百年新诗学习、借鉴、运用中西诗艺的丰富经验，弘扬百年新诗积淀的人文精神与家园情怀，开拓创新，创造新诗更辉煌的未来！
2017年2月28日写于景风楼
潘颂德老前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暨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荣誉理事、上海鲁迅研究专家委员会成员、《上海鲁迅研究》顾问、上海南社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全球汉诗总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理事、上海市写作学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荣誉理事）。著有《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中国现代诗论40家》《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现代文学沉思录》《现代文学述林》《鲁迅散论》《王礼锡研究资料》《书海徜徉录》等专著8种，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所撰论文与文章收入近30种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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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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